譯隻綠蠵龜

近代中國翻譯多元的一頁很晚才開啟，直到帝國主義真正衝擊中國門戶，知識份子才忙不迭的尋找或正視西方勢力中可供師法的部分。1907以前初期的文學翻譯由於輸入思想的目的性太強，缺乏檢驗品質的過程，仍然無法成為中國社會的強心針。而我更不免好奇，受過專業翻譯訓練的學生在此時扮演了何種角色？

綜觀清末民初歷史，梁啟超提倡「必以譯書為強國第一義」，但戊戌政變後守舊派罷黜維新運動的實行，同文館併入京師大學堂結束。自設立到結束的短短數十年，並不受傳統中國知識界器重。民國之後首先因為缺少政治上的強人推動，設立譯館、長期培養人才的計畫經歷戰亂後更趨式微。有心為翻譯出力者，多自尋出路，力量分散。其次，同文館培育出來的少量學生，以翻譯西方科技、公法或軍事等書籍訓練為背景，若沒有出國留洋多年鍛鍊學識、學有所成，對西方世界的了解有限，只能成為筆工，而且專業人才在當時地位平平、非官非將，在軍閥政治領導社會的局勢下往往埋沒了長才，自然沒有提攜後進的可能。再者，當時翻譯理論與標準尚未成熟與落實，雖然傑出的翻譯理論家嚴復與林紓出任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總辦和副總辦(wikipedia)，文學翻譯領域仍少見受正統翻譯訓練的學生翻譯作品，缺乏出色的譯作帶領，自然對大部分翻譯家起不了什麼正面影響作用。

自清末以來零星但日漸高漲的聲音開始催促著「學習西方」，作為眼光具有前瞻性的學者或翻譯家，當然會經歷一段摸索的時期。1895~1907作為一段中西文化磨合的時間，如果能有受過翻譯專業訓練的學生更大膽地投入社會改革、文學翻譯工作，想必更能夠為中國的翻譯學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