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學實在是一個小宇宙，其運作的範圍非常廣大，難以提出定論來概括，就像我們把世界區分成很多領域來研究，有森林學、海洋學、地質學、植物或動物學，從來沒有人能夠研究世界學。但是，冥冥之中好像有某些潛規則在運行，只是我們無法清楚描繪出翻譯學的骨架，這讓我想到俄羅斯娃娃，一層套著一層，不打開就不知道最小的娃娃有多小。
翻譯本身就是一個神奇的過程，轉化文字的外在形式（如文法規則、句子順序）和內部結構（如語氣、風格），甚至改變文字所傳達的意義（如誤譯、增刪、換喻）。有人認為翻譯過後的作品已經過變化，但我認為在翻譯過程中，任何改變（即使是犯錯）都有其影響。這些翻譯上的改變往往是大家研究的對象，因為「有形」的事物比較容易討論。
我讀完這週的進度後，還是覺得對於翻譯那巨大的「骨架」和運作機制，我很難提出什麼詳細的見解，因為作者談的都是抽象的東西，所以我用生活上的經驗來談談這個小宇宙吧。
首先，譯作由原作發展而來，照理說是以原作為基底，譯者只要跟著原文走就好。可是事實並非如此，譯作與原作之間卻有著種種的衝突，小至語言規則，大至作品或國家的意識形態。可見，譯作和原作兩者之間是有一種約束存在，這種約束常常會讓譯者覺得綁手綁腳。就我個人的翻譯經驗來看，這種約束大多可由原文造成（像是英文的插入句不得不迫使譯者更動句子的形貌），也可以是譯入語造成（例如中文以短小的句子為佳，翻譯英文長句時往往要加以拆解（unpack））。當然，這也跟翻譯的類型有關，如果是影視翻譯，那麼句子的限制就更大了，因為一行字幕所能容納的字數很少。最近遇到了另一個例子，我們在翻譯Hot, Flat, and Crowded這本書的第五章的時候，作者Thomas Friedman引用了一篇報導，裡頭將秋天喻為一個不再上檔的長壽影集，以暗示氣候變遷的可怕。可是這本書翻到了台灣後，把裡頭關於影集的各種比喻通通抽離，因為譯者認為台灣比較少長壽劇，一般人如果看到秋天被擬做影集，只會覺得奇怪，所以決定捨棄原文所耍弄的雙關語。
張南峰在《西方翻譯理論精選》談到Gideon Toury的文學翻譯規範理論時，參考了Even-Zohar的觀點，提到要考慮原作是「高於還是低於譯語系統原創文學的相應部分」（第十一章：文學翻譯規範的本質和公用，P.134）是的，在翻譯前我們常常會先去查有關原作的資料，認識其作者、創作年代、風格與類型，然後再來決定怎麼譯。那麼我想到的問題是，如果原作的文學類別不存在我們的文壇裡？例如《哈利波特》這類奇幻文學肯定不是台灣原本就有的文類，那我們不就很難決定語篇規範（什麼語言材料才適合該類別）呢？這時是不是一定要緊跟原文的規範呢？我認為不一定，最終還是要看翻譯的目的，因為一個外國作品傳到台灣來之後，不代表這個作品不會「有所變化」。一個最近讀到的例子是Jeff Kinney寫的Diary of A Wimpy Kid，這本書引進台灣後變成了學習英文的讀物，出版社在原文書上加入了單字中文解釋，以輔助讀者學習英文，而中文譯文也秉持著「教育」的精神，加上原文沒有的註解，向台灣讀者解釋美國文化。所以說，即使是原作，傳到另一個國家也可能會被賦予另一種目的，更別提譯作了。
最後，我想簡短地提一下，文化也會影響一個作品被不被那個國家所接受。像是，我們看了某個外國電影，於是突然想去找原文或翻譯小說來讀讀，或是電影很賣座，書商立刻推出翻譯小說，甚至趁著風潮一起搭配DVD（也需要再翻譯花絮的字幕）上市。
我所想到的是，也許翻譯文學將會和原文的創作有巨大的衝突，台灣的英文翻譯書籍也許會多到吞沒了以中文創作的書籍，使得日後台灣的民眾都不知道自己國家有什麼本土作家呢！
請先 登入 以發表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