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隻綠蠵龜

作者一開始引述英國社會學家巴雷的想法，他認為語言是建構意義的過程。(p253)。那麼譯者的工作，以最單純的情況來說，是不是就是拆解原文，再重新以另一種語言建構同樣的意義？記得李奭學老師曾說過，原文如同一件精巧的瓷器，而譯文就像將打破的瓷器重新黏合復原，但再怎麼樣也無法回復原本的樣貌。我想這就是本篇所說，對於意義的解釋受制於許多當時偶合的不確定性，而譯者本身也存有解釋意義的預設立場，無論是在有意識或意識下的情況。這也說明了，譯文的產出，很難保持絕對的客觀性。 

另外一點，由上述可確定的是，意義先於語言。所以正如作者所說，若要讓女性主義者讀懂，要用英語才恰當(p257)。這並不難以想像，西方國家相較於中東與亞洲國家先發展男女平權的概念，而這種觀念即使到現在中東國家可能遭受打壓或抨擊，中東婦女的地位長久以來受到父權社會壓制，所以女權的概念不易形成，也更遑論他們的語言中有多少與強調女權相應的詞彙。因此，也可以說，當譯者處理一個對譯語文化來說，是新的觀念詞語時，「新詞」如何誕生是相當大的挑戰。 

在廣譯翻譯上，作者提到了可譯和不可譯。追根究柢，譯者還是必須對於原語文字之外所隱喻作者的意圖加以剖析與了解，才能在譯語中設法仿造與原語同樣的動能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