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隻綠蠵龜

斯皮瓦克這篇文章雖不好讀，但仍然可以看出作者強調的一個重點，我想簡單來說，就是譯者應盡其所能去了解原文。文章中提到每個語言都具有修辭性與邏輯系統，且修辭會破壞邏輯（254）。寫作的過程是用修辭來具體化（同時破壞）作者心中的邏輯，因此在翻譯時，我們不能只看到文本（修辭），而應去探究文本背後的邏輯和修辭建構邏輯的那個過程，即作者為何這麼寫。從這裡或許也就可以看出何以「翻譯是最親密的閱讀行為」（258），因為一般讀者只需看見修辭反映出的邏輯（或部份邏輯），但譯者卻需看見修辭及邏輯間那「靜默的暴力」（256），也就是在閱讀時，還需努力解構修辭、重建暴力過程。我想無論是筆譯或是口譯，只要親身經驗過，便都能體會其與讀者及聽眾間的差異。

另一方面，譯者為了要能達到上述目的，便必須與源語建立親密關係，也就是用該語言來表達自己（259），換句話說，就是讓自己熟悉邏輯和修辭間的那層靜默，以便能更清楚地理解原文，避免造成硬是以「我」來解釋「非我」的情況（讓譯者的政治勝過原文的政治），或是根本因為不夠親密，而直接忽略了中間的靜默，犧牲了原文的邏輯。這就讓我想起上次在師大碩博生論壇中，牟傳門（Todd Klaiman）提到類似的概念。若是原作中用了某種方言，那譯者可能也會在譯語中找另一種方言來對應。但我認為在這裡，斯皮瓦克另外提出的三點就相當重要：語言的歷史、作家所處的歷史時刻、翻譯中和用於翻譯的語言的歷史（263）。因為譯者只發現作者使用了方言，於是拿另一個方言來譯是不夠的，他還必須了解原作使用的該方言在原作的時空背景下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那方言的使用本身是不是暗含褒貶？抑或那方言本身就是一種象徵？而譯語中所對應的方言，又是不是能夠（盡可能地）重現原作的政治？

而談到了象徵，作者在文章後半談了許多後殖民文學裡出現的「象徵」及其翻譯。這讓我想起大學上後殖民文學時，「象徵」（symbol）是很重要的一個探討環節，但另外卻也有其他文學教授不談象徵，其原因就是象徵作為一個隱性的表述，本身的存在就非常晦澀。讀者首先需能在文本中找出象徵，然後還得能夠解釋那象徵，但這卻有點像是自由心證的問題，大家各自表述，說得通就成立，但在作者將邏輯修辭化的過程，是不是真的包含那些象徵的詮釋我們其實無從得知。斯皮瓦克提到我們應盡力探究，培養出鑑別力以判斷象徵及其可譯或不可譯性，這裡我固然同意，但我也好奇，在我們判斷或解讀那些所謂的「象徵」時，怎麼知道界線在哪裡？如何知道自己還在重建文本建構的過程，而不是正以自己的政治去破壞原作的靜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