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隻綠蠵龜

       以《安妮的日記》為例，歷史就像文學，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解讀。在這裡，歷史也是一個文本。一個歷史事件的發生方式只有一種，可是解讀的方法卻有千百種。這就好比，同一件事在各國的歷史課本會有全然不同的風貌，像是中國解讀南京大屠殺的史實和日本對同一件事的觀感，也有所不同。

        不只是國家，每個人的意識型態皆不同。不僅政府與民間的看法可能有所差異，寫作者和讀者的感受也可能不盡相同，因為一旦換成不同的人在說故事，故事的角度就會偏移，甚至產生曲解。甚至，只要更改文本的人想盡辦法「截頭去尾、移花接木」，同一套文字在經過編輯後也能說出一套截然不同的故事。

       Spivak說，「譯者的任務是促進原文及其影子之間的愛，讓散軼發生，免受譯者的能動機這和她想像的或真實的讀者對她的要求的牽制」（〈翻譯的政治〉，P. 255）顯然，這幾位經手安妮日記的譯者或編輯者並沒有對原文產生親密的關係，純粹出於本身的目的而翻譯。如同作者提到的，安妮確實有計畫發行這本日記，所以才重新改寫，將日記改為故事，真實人物化為虛有。安妮的爸爸為了要保護自己女兒和家族的私事，刪了某些片段。出版商為了讓安妮的日記成為一系列之中的一本書，也刪改了其中的內容，使這本日記和其他書籍保有一致的特性。安妮家族的朋友Anneliese Schütz也為了讓譯本得以在德國出版，大幅刪改這麼多詞語。他們所持的眼光和目的，已經和原作者安妮原來的想法非常不同了。

        不過，作品一旦牽涉到道德議題，本來就會有其複雜的地方，因為我們要思考的不只是文字了。凡是談到道德，一定會提及「對」與「錯」。這時我們就不能蒙混過去，一定得選邊站了，而一旦選了某一邊，便會得罪另一方。這就和翻譯很像了，我想到Nida和Newmark的爭論：選擇貼近作者，可能會離讀者遠些；太過討好讀者，便可能冒犯的原作的精神。撇開道德的因素不談，Anneliese Schütz不也只是選擇「貼近讀者」不是嗎？若不經過修飾，《安妮的日記》恐怕永遠也不會出現在德國。我們又何嘗要她面面俱到呢？當我們指責她時，我們也只是在許多同路中選擇了某一條路，還會有無數的人與我們方向不同。

        這學期目前所探討的文章，幾乎都在討論譯者的難題，像是可譯不可譯、意譯或直譯，譯者多半是處於下風，被世人認定為萬能的機器。可是這週的文章讓我發現，譯者也可以是在背後操弄的手，出版社若沒善盡職責，錯誤便會流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