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隻綠蠵龜

      我想對Venuti Lawerence這套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理論提出一些疑問。

      首先，通順（Fluency）對透明化的影響應該沒有那麼大，主要還是和英美國家出版業的大環境較有關。根據Venuti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的說法：The dominance of fluency in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 becomes apparent in a sampling of reviews from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heir brief comments usually focus on its style...(P. 2) 這裡說的報章期刊本來就是寫給一般讀者看的，他自己也說他這部分舉的例子都是來自British and American periodicals, both literary and mass-audience (P. 2) 那麼，這些評論家當然評的會是「風格」而不是其他層面了了，因為他們要從一般人能理解的角度來評這些翻譯作品。如果評論家談的是intended audience，那倒也不必，讀者去書店翻閱時自然會知道適不適合自己。如果談的是accuracy，那可能會決定這本書的生死，因為讀者很可能沒看過原作，一旦看到人家說有譯錯，那書也不用賣了，這世界上有哪本翻譯作品是譯得盡善盡美呢？在這裡，通順只是市場的常態，我認為譯者的地位若能提升，名字不要從封面中略去，評論家交代清楚「這是譯作？還是原作？」，不要只提作者，忘了譯者，那麼譯者的存在就不會這麼薄弱了。

     然而，譯者的地位正與大環境息息相關。Venuti生於美國，大多住在紐約市（查自維基百科），他所看見的環境是美國的翻譯書籍「出口蓬勃，進口稀少」，既然美國翻譯外來書籍的需求不大，譯者的地位當然低，自然更不用妄想版權（copyright）和出版合約會保護美國的譯者了。但是，Venuti在提到譯者地位的時候，比較強調的是法律和合約上對於譯者的不平等對待。仔細一看，他在引用關於版權法律和合約的文獻時，取的是1971到1991間的資料，可是後頭的「英美書籍出版和譯作數量」長條圖是從1950年代就開始有這種trade imbalance的現象了。由此可知，這種不平衡的現象一定早在1950年之前就開始了，但是Venuti的敘述卻沒有提到這點，有誤導讀者之嫌。

      再來，我想到的是，強調「異化」（foreignization）是否會限制譯者在翻譯上的選擇或策略？Graves翻譯The Twelve Caesars時，採用歸化法（domestication），用19世紀的新詞homosexual relationship來翻譯從前沒有定稱的事物。顯然，Graves是以現代的觀點（加上主觀意識）來翻譯，但卻遭到了Venuti的質疑。所以難道我們不能用現代的角度來解讀過去？一千多年前的作品一定要用古文來翻譯？是否Venuti的論點會讓翻譯作品變得狹窄，好像譯者的權利受限了呢？歸化法是不是無形之中讓譯者變得比較自由，限制變少，彈性變大，也比較容易擺脫原作給的束縛，進而提升地位呢？

      Robert Escarpit提倡「創造性背叛」（Creative Treason），即是親近讀者那一端。他明白文化間本來就有不同之處，考慮讀者的需求，加入新創意，等於是讓作品重生。感覺上，譯者多了幾分自由。若是強調「異化」，我們對原作所能做的變動就少之又少（理論上好像是不行！）。那會不會兒童便會讀到童話故事裡醜陋的一面？有些童書在源語（Source Language）裡頭不是寫給小孩看的，那是不是小孩與這些書籍無緣了呢？難不成小孩只能看兒童文學作家寫的書，卻不能閱讀《紅樓夢》和希臘神話等作品的簡易版呢？

      最後，ethnocentric violence也要看一個國家是否強盛，這裡提到的英美都是強國，可是就Venuti的資料看來，英美國較少翻譯外來語言，大多都是別的國家在翻譯英文書。那麼，ethnocentric violence的情形對英美來說，是不是不太需要擔憂呢？

（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wrence_Venu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