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nuti在本文中提到翻譯的兩個幻覺:其一是透明度的幻覺(illusion of transparency),也就是譯文需要簡單易懂、一目了然;其次是作者存在的幻覺(illusion of authorial presence),換言之,譯者需要拋棄自己的身分(self-annihilation),完全認同作者的身分,進而使譯文就像是作者寫出來的原文。這兩個幻覺導致譯者需要透過流暢的翻譯(fluent discourse)隱身在譯文後,讓讀者看不出翻譯的痕跡。
如果是全世界的翻譯都是這樣進行,原本翻譯引進的異國文化會轉化為當地熟悉的文化,也就是採用歸化的手法,讓所有的譯文都變成「原文」,讓作者在不同語言中有許多幾可亂真的「分身」。那麼世界上的文化是不是都自成一格,不受到外來文化影響,進入一個平衡的狀態?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翻譯跟政治一樣有勢力的消長,會擴張也會萎縮,因此這邊的幻覺並非舉世皆然。這些幻覺取決於翻譯流動的方向(大多是弱勢語言譯入強勢語言)。所以Venuti在本文開頭就提到,他所說的不可見性(invisibility)是用來形容現代英美文化底下的譯者,這些譯者的工作是將其他國家的作品譯入英語系國家(相對弱勢的語言譯入相對強勢的語言)。就像Spivak在《翻譯的政治》的觀點也是從第三世界的作品譯入第一世界的情況來看,希望突顯出第三世界的寫作風格以及保留其文化觀點,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有助突顯譯者的存在。我想這些觀點都是對於強勢文化的一種反動。但我也不禁想,強勢文化作品譯入弱勢文化時,是否也有這種疑慮?如果以對岸的翻譯情況來看,翻譯活動盛行而翻譯作品似乎保留鮮明的源語色彩,翻譯作品與一般作家的作品所使用的語言有所差異,可以從文字區別是否為翻譯作品。不過這種「可見性」會是Venuti所樂見的嗎?
除了譯者所採用的歸化手法,翻譯作品在英美國家的低市占率(僅3%左右),也是造成異國文化在英美文化的可見度不高的主因。這也就是Venuti提到的貿易不平衡(trade imbalance),代表的不僅是經濟上的不平衡,還有文化流動上的不平衡。以Itamar-Even Zohar的文化多元系統來看,翻譯文學在英美國家處於邊緣位置,就像是個惡性循環,因為本來市占率就低,發揮的影響不大,就愈不敢「造次」保留原文的風格及文化,生怕讀者不買單。經濟考量就成了出版的依歸,譯者也不得不因應市場需求而採用歸化策略,因此難以引起文化的交流。我覺得Venuti在文中對於這種情況描述的很生動,那就是英美國家希望在其他文化看到自己,抱持著一種只看得到自己的自戀心態(narcissistic experience) (p15,Venuti)。另一方面,英文國家的作品卻大量在其他國家出版,形成懸殊的落差,也成了變相的文化殖民。Venuti在本文主要目的就是要反對這種落差。
因此,異化譯文成了擺脫這種自戀心態以及文化殖民的最佳方法。就像是Spivak在《翻譯的政治》所說,「譯者的任務是促進原文及其影子的愛,讓散軼發生,免受譯者的能動機制和她想像的或真實的讀者對她的要求的牽制」(p225,Spivak,政治的翻譯)。譯者需要擺脫市場的牽制,保留原文的修辭風格以及文化內涵,以靜默的暴力對抗譯文中英美文化中心的暴力(ethnocentric violence of translation )。我想目前英美翻譯市場仍是以本國文學為中心,翻譯還是處於相當邊緣的位置,但這些思潮仍有助於削弱英美國家看似牢不可破的文化中心思想。畢竟要先有所破壞才能創造新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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