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慧怡的《翻譯、文學、文化》書中節選的章節<晚清翻譯小說中的婦女形象>非常有趣，掩卷深思突然笑著想到各種惡搞的蒙娜麗莎。憨豆先生頂著黑頭紗，抱著小熊從畫裏瞪眼看你。他可能會說：如果穿越回到晚清，他會把蒙娜麗莎的微笑KUSO成林黛玉的痛哭。笑話歸笑話，但不能否認無論時空如何轉變，一種文化裏的流行規範對讀者群的影響是巨大的。同理可證，它也極大地影響譯作。
晚清時代風起雲湧，政治社會文化的變遷深深地影響當時的翻譯運動，一批批新銳譯者希冀譯作能實現“新民”的目的，然而，讀者群是遠落後于時代潮流的保守大眾。再者，即便譯者本身雖是新文化運動的推手，但他們仍保有孔夫子的諄諄善道，封建傳統的集體無意識如影隨形。
《福爾摩斯偵探案》譯文裏的女性形象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女性主義甚至是新文化尚未普及的情況下，原作者筆下性格強，擅處事，能應變的新女性在譯作裏搖身一變，纏上小足，弱柳扶風地映入眼簾。晚清時期，女性在文學形象裏還是弱勢群體，那時的文化土壤裏找不到明顯的對應物，而譯者深受傳統文化影響，所以外國文學裏的女性被無情地改寫。雖然譯文與作者的本意差之千里，但譯文因應當時天時地利人和，也符合讀者群的需求，它不為過。
再者，縱觀全文，作者只否定晚清翻譯的尷尬狀況，卻沒有提出解決方案。假設當時有某卓越譯者，他有超越時空的見識，他緊跟作者的本意，他用一種讀者不理解的語言，甚至加上備註等補充目標讀者群的背景知識，可他的讀者會接受麼？梵高生前只勉強賣出一幅畫而已，這樣先行的譯文當時誰買賬？
總言之，文學裏女性形象的發展與時代的發展是並行的，在晚清時代娜拉是無法出走，強求當時的文學翻譯還原女性形象不實際，就像達芬奇的蒙娜麗莎，直到近年科學家才能用新技術讀出她眼睛裏藏着的字母。我們畢竟要接受，條件所限，譯者無法不抹殺晚清翻譯小說的婦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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