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孔慧怡以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說《福爾摩斯偵探案》為例,探討英語國家女性飄洋過海到了中國後,在譯者筆下的樣貌出現怎麼樣的轉變,而這些轉變也透露出在那個新舊觀念衝突的時代下,譯者所遭遇的困難:除了中西文化審美觀的差異外,還有兩個文化對女性道德規範的落差。清末民初譯者雖然希望藉由通俗小說引進新觀念,改革社會風氣,然而,多數譯者選擇將柯南道爾筆下的英國女性「改頭換面」成中國古典美女,性格也是從堅毅獨立變成溫柔婉約。這都是取決於譯者的操作。首先,不同文化對於美人定義產生牴觸,譯者這時就能選擇要保留源文女性原貌,保留此衝突感;或是消除衝突感,將源文女性樣貌歸化成中國古典美人。其次,中西文化女性性格也是迥然不同,譯者這時也要選擇是保留源文女性堅毅獨立性格,但要承擔讀者可能無法接受的風險;或是將女性歸化成中國大家閨秀的形象,但卻抹殺源語女性堅強的性格。
施萊爾馬赫曾說,譯者只有兩種翻譯方式,一是不打擾原作者,讓讀者向原作者靠近;二是不打擾讀者,原作者向讀者靠近。但在這裡譯者不管向哪邊靠攏,都無法對等呈現源文女性樣貌性格:如果作者選擇保留原著女性樣貌性格,對於當時的讀者而言,可能就是個醜怪又不安分的女性;如果作者選擇歸化原著女性,對於當時讀者來說,可能就只是將場景移到國外,這名女性同樣是名中國閨秀。除了因為兩個文化的人種不同,找不到相對應的形象,還有譯者也受到當時的文化規範左右(本文文本是通俗小說,反映的是當時的流行觀念,讀者甚至譯者本身還是受到傳統道德規範影響)。筆者認為,孔慧怡此篇研究點出了翻譯策略有時不是歸化異化那麼單純,文化之間有時也存在無法對應的形象觀念,不過怎麼選擇都會有所失。另外,此研究文本譯例是清末民初新舊觀念拉鋸的年代,衝突也就更為明顯。作者針對特定文本以大處著手,分析探討在特定某個時代背景下,譯者在從事文化轉移上所遭遇到的難處,誠如作者所說,文化轉移過程中,某些範圍存在著可譯與不可譯的灰色地帶,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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