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隻綠蠵龜

讀完這篇陳德鴻、張南峰編的《西方翻譯理論精選》，我比較有興趣的是埃文佐哈爾所提出的多元系統論之「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以及圖里論說「規範」是如何影響譯文結果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也覺得兩者之間可以做個連結。（畢竟圖里是以多元系統論為出發點。）

埃文佐哈爾所提出的充分性即代表盡可能保持原文的結構、內容、風格等，相反的，可接受性則是盡可能遷就讀者，採用讀者所熟悉的語言、結構、內容等，不過在途中也犧牲了原文。

這三篇文章都想穿過翻譯本身，而洞悉到翻譯後面的過程。Holmes想要澄清翻譯這個活動是甚麼，然後將翻譯形成真正的學科。這樣才會讓翻譯的目的、標準、理論更為一貫一致。最後兩位繼承Holmes的主帳，藉由翻譯外在的學科增加翻譯本身的意思。這一點很明顯表示翻譯不存在真空，反而蔓延到所有學科，跟所有學科解開不了關係。對我而言，三者之間，Zohar的概念最明顯用外在的學科來描寫翻譯。

讀完這幾篇，翻譯學的定位顯得清楚許多，不可否認翻譯是跨領域的一門新興學科，跨足文學、語言、文化、甚至社會與心理，但是我們可以悠游其中，選定自己的方向前進。文章同時詳盡地探討了翻譯理論和各影響因素的交織，其中我最認同的是：特定篇類理論。

由特定篇類理論，開展出來的文學翻譯、神學翻譯、科技翻譯等等，是翻譯適應多元化的社會，最好的專業分工處理之道。有了這一層劃分，文學翻譯得以繼續釐清此細項和更大部分的連結，例如翻譯文學進入文學多元系統。文學多元系統我認為是將文學領域當作地理學解釋空間上的區隔和相互關係；也是當作社會學：究竟符合固定結構或是歷史決定論。翻譯文學進入到網絡中，勢必與其他經濟、文化、政治等等議題產生碰撞而有消長。台灣翻譯文學的蓬勃發展，在文化多元發展下，更加打破規範，結合各種發展的可能。不過，除了從上至下，宏觀的角度來看台灣，不如從台灣本土社會思潮出發來思考：為何創作文學重要性日益平淡，反而是翻譯文學接手了中心位置，其中的關係，並不可能以「國外作品質量優於國內作品」一句話打發。

　　翻譯學實在是一個小宇宙，其運作的範圍非常廣大，難以提出定論來概括，就像我們把世界區分成很多領域來研究，有森林學、海洋學、地質學、植物或動物學，從來沒有人能夠研究世界學。但是，冥冥之中好像有某些潛規則在運行，只是我們無法清楚描繪出翻譯學的骨架，這讓我想到俄羅斯娃娃，一層套著一層，不打開就不知道最小的娃娃有多小。

        張南峰於本文提出埃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用來討論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是位處邊緣還是中心位置。張南峰提到翻譯文學若在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位置，就代表「翻譯文學是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極有可能跟文學史上的重要事件扯上關係」（118）。馬祖懿於《中國翻譯史》中提到自周到清，中國史上「出現了三次翻譯高潮，即從東漢到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和從鴉片戰爭到清末的兩次西學翻譯（《中國翻譯史》，4）」。這三次翻譯高潮所引進的佛經文學和西方文學皆對中國文學有或多或少的影響，正可印證張南峰所言。

        張南峰亦提到，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處於中心位置有三個可能的客觀條件。其中一種條件是「一種文學出現了轉捩點、危機或真空（118）」，並解釋轉捩點的原因可能是「較年輕的一代不再喜歡傳統的模式」，「本國文學的一切形式均被摒棄，導致文學『真空』的出現（119-120）」。甲午戰爭到清末時期的翻譯高潮正可作為例子，如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全盤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並大量引進西方觀念和事物來填補「真空」。而且，中國一向自居「天朝上國」，史上少有引進外國文學的例子，長久以來「處於貧乏狀態（120）」，因此在第三次翻譯高潮中，翻譯文學可說是佔有當時中國文學多元系統的中心部分。

  在〈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位置〉導言中，張南峰先生道：「翻譯規範因應社會的需要而變化，不同的規範，只是為了迎合不同時代的需要或者達到不同的目的，不一定有正確與錯誤，或是先進與落後之分。」這句話完全道出我個人對於之前所讀翻譯理論的看法，我也認為所謂的翻譯規範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因為許多規範都是應時而宜、甚至因地而宜。

    看完了這三篇選自《西方翻譯理論精選》的翻譯理論，我尤其對〈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位置〉特別有想法。文中提出「能不能假設表面上互不相關的翻譯作品，跟原創的文學作品一樣，背後存在著同樣的文化和語言關係網絡呢？」我對筆者所提到的這個問題感到相當有興趣，因為台灣的翻譯文學相當蓬勃，我很好奇這跟台灣的歷史、文化背景有何關聯，甚至對台灣社會有何影響。

        本週閱讀的《西方翻譯理論精選》中，令我覺得最有趣的是佐哈爾提出的「多元系統」，從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的位置，來探討、分析翻譯現象。文章中提到「翻譯文學佔據中心位置時，譯文會注重『充分性』（adequacy）」，也就是較忠於原文，相反地，若翻譯文學居於邊緣位置，則會較遷就譯入語習慣，可能犧牲原文（116）。而佐哈爾根據所謂的中心位置，提出三種情形，我認為其中兩點在某種層面上正能反應清末中國的翻譯現象。

        佐哈爾提出的第一點是說多元系統未定型，文學發展幼嫩（118）。而我認為，在當時的中國，主要可以說是「白話文」發展幼嫩，因此當時的翻譯，除了經世濟民之用外，也為許多白話文運動的先進拿來作為豐富白話文的手段。換句話說，雖然是翻譯「文學」，但用途上卻是強調「語言」本身。第二點則是說歷史悠久的文學體系缺乏資源、刺激，難以發展多元、豐富的文學活動（119）。中國文學淵遠流長，詩、詞、曲、戲曲、散文、小說在中國文學裡都各自佔據一個部份，可以說是相當多元。因此若回頭看當時翻譯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刺激，或許不盡然是使其更多元、豐富，但也確實改變了某些文類在中國文學體系內的地位，小說的地位大幅提昇便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第三點講的是系統發展中的轉捩期出現的真空現象（119-120），我認為和清末的狀況比較不符，故不在此多作討論。但由以上可以看出，佐哈爾的論點可以解釋中國的翻譯現象，而細究中國的歷史實例或許也能補充佐哈爾的論點，使其更為完整。

根據埃文—佐哈爾(Itmar Even-Zohar)的說法，翻譯文學在譯語文化的地位高低取決於處於一級(革新)或二級(保守)，如果翻譯文學處在邊緣位置，就會傾向保守，不會標新立異引進新事物而是沿用譯語文學規範(P118-120)，我想這應該就是接近歸化的策略。這應該像在美國，外來文學形式常會歸化為當地主流文學形式，比如台灣文學若有參雜台語創作，翻譯到美國市場時，文中方言的形式或許就會消失。但是，是否只有在翻譯文學處於邊緣時，才會仿效譯語文學中既有規範？台灣的翻譯市場可謂興盛，但譯者的翻譯手法也採用歸化策略，如中文的成語、歷史典故等。我贊同圖里(Gideon Toury)所說：「我們大可假定在現實中譯者的決定常常是這兩個極端(譯文的充分性與可接受性)的混合或妥協。」(p132)。這可能是取決的譯者翻譯的策略，如同我們在翻譯時，會考慮保留原文的形式但讓譯文顯得突兀，或讓譯文偏向既有文學形式。但譯者抉擇是也只是偏向某一方，而非絕對以什麼形式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