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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斯皮瓦克在《政治的翻譯中》主要想傳達的訊息就是第三世界的女性,需要以自己的語言發聲。因此文中,作者不斷提到翻譯要貼服(surrender to)文本,目的就是想完整保留過去常被忽略掉的第三世界文化。這點讓我想到佐哈爾在多元系統論中所提到的翻譯文學的位置取決於源語在譯入語的地位:源語在目標語的地位愈高,翻譯文學的位置躍至中心的可能就愈大,我想翻譯策略也會變成文本取向(text-oriented)。反之,源語在目標語地位愈低,翻譯文學退至邊緣,翻譯策略就會變成讀者取向(reader-oriented),將大量歸化源語。然而,我認為作者是希望反轉這類的想法──即使源語在譯入語的文化中並非居於主要地位,譯者仍需以原文為取向。也就是說,將第三世界的語言譯入其他強勢語言時,譯者也要勇於跳脫「多數」文化,以原文依歸。

  再者,作者提到的忠於文本,施行過程中會遇到的問題是語言三層結構(修辭、邏輯、靜默)當中的修辭與邏輯很可能會相互干擾。為什麼兩者會相互干擾呢? 我想或許像是16世紀法國的詩人Jacques Pelletier du Mans所說:「概念可以通用,但字詞以及修辭就無法通用。」(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p53,paragraph2, line 3-5)就像是我們平常翻譯時,其實可以理解原文概念,但是翻譯時就很容易受到原文架構所左右,進而譯出邏輯不通的文字。不過,作者出發的觀點是並非以讀者為取向,就算體認到保留修辭的風險,她也並不想服膺於多數文化或價值。她希望保留第三世界的獨特性,認為譯者的任務是要忠於原文的語言修辭(Spivak,p266)。

  此外,作者在文中提到,《奶媽》的譯者選擇省略馬哈斯韋塔文中使用的大量孟加拉俗語,抹去了原文修辭中的靜默力量(Spivak,p258)。我想這邊提到的原文修辭或許就像是原文的風格及語域(register),對於這點我也深感認同。就像是先前(2011/3/26)於師大翻譯所的碩博士研究日,博士生牟傳門論文所提到的,翻譯成中文時,為了要保留馬雅人講西班牙文的語域,有些譯者會將馬雅式西文譯成山東話(在台灣或許會譯成原住民腔調的國語)。不管原文文化強勢與否,譯者必須忠實呈現文體,包括文中人物的身分地位。這點也呼應作者文中所提到的翻譯時也要考慮到語言的歷史、作家所處的歷史等等(Spivak,p263)。翻譯時要考慮的不僅是語言本身,還有語言背後的文化內涵。這也是作者很希望第三世界文學在譯入其他語言時,能保留原貌。譯者不僅要有語言的專業,也需瞭解源語文化,否則就背叛了文本。(Spivak,p268)

  我認為作者很勇於打破窠臼,她著眼的地方不是讀者,也不是市場,而是希第三世界的女性能跳脫強勢文化的左右,從新意識到自我的文化身份,進而能以自身語言向世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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